编者按：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高等教育新农科建设，加快培养农林水利类紧缺专业人才”，对农业高校人才培养给予了高度关注。 新农科建设提出 5 年来有何成效，反映在高校人才培养上有哪些突出变化？从全国范围看，新农科建设当前还有哪些“堵点”，如何疏通？如何界定“农林水利类紧缺人才”，培养紧缺人才有何做法？
学校正处于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关键阶段。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高等农业教育专家、我校副校长董维春教授。
如何看待今年一号文件关注新农科建设和农业高校人才培养？
董维春：今年的一号文件关注新农科建设和农业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将农业人才需求连接到了供给侧，是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信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围绕“三农”工作发布了 26 个一号文件。 从一号文件关注的核心主题的时代特征来看，我个人的理解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82-1986 年， 当时我国提出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主要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 第二个阶段从 2004 年开始，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三个阶段始于新时代， 特别是2018 年以后，主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农业现代化拓展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内涵更加丰富，措施更加有力，如近两年提出的农业强国建设、“千万工程”经验运用等。
历年的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对乡村人才工作高度重视，如 2021 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加快培养农村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和农业农村科技人才等五大类 20 种人才建设， 从需求侧的角度提出了人才培养的方向。 今年的一号文件高度关注新农科建设和农业高校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说明农业人才建设的视野已经从需求侧溯源到供给侧。 这是我们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信号，也是涉农高校人才培养上一个突出变化。 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发生变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和拔尖人才自主培养。
高端的人才怎么来？
董维春：我们提出的新农科，就是要适应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同时借鉴国际上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规律，所以我们说新农科，新在“农”、也新在“科”。 农，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科，就是高等农业教育现代化。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中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 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乡村振兴人才建设时，要关注这样的逻辑，即经济发展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 我国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农业的经营方式、乡村人口结构、劳动力特征等都在发生变化，如小农户式经营方式将逐步转向规模化的现代农业。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适应时代需要的高质量的高等农业教育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 传统意义的“农民”难以适应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新农人” 应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高等教育。
再来说说农业教育的几次重大转型。
董维春：对应一号文件的三个阶段，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高等农业教育转型发展的三个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农业高校都是单科性农学院（林学院或水产学院），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4 年以后农学院纷纷更名农业大学，朝着多科性农业大学的方向发展， 初步结束了 30 多年的单科性农学院时代。新世纪初，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高等教育扩招、管理体制改革和加入 WTO 背景下，多科性农业大学逐步向相对综合的方向发展，部分发展为特色鲜明的研究型大学，维系近半个世纪的行业部门直接主管关系解构，更加重视人才分类培养。
在新时代，为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强国建设需要，随着 2019 年《安吉共识》的发布，广大涉农高校围绕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积极推进新农科建设和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朝着“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方向发展，部分高校提出了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
怎么理解这个“高端人才”的概念？
董维春：这可以从纵横两个方向来理解。就横向来看， 主要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分类培养，一类是要有很强的基础研究能力的人才，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人才；另一类是能够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应用问题或复杂问题的人才。 过去，我们常把学术人才理解为高端人才，今后应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角度来理解，连通创新、创业和创造，有效链接科学、技术、工程和管理。 去年底，《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更加重视两类人才培养的同等重要性。
就纵向来看，新农科源于本科，但应拓展到研究生教育、高职高专教育和继续教育层面，构建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本科阶段是基础，我们应该巩固近20 年推进的分类培养成果；研究生阶段是提升，需要进一步优化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努力培养两类高端人才；继续教育或终生教育是延伸，要加强高端乡村振兴人才的在岗培训，如农业农村部推进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项目。
怎样推进新农科人才培养？
董维春：大学基本教学组织的调整，不能停留在大学内部，还要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方式调动社会力量，鼓励人才培养的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比如企业来参与制定培养方案、参与指导学生，提供学生实习锻炼的场所等。 以新农科为方向，强调学科交叉，农工、农文交叉；课程设置上，南农推行农业特色通识教育 “南农八门课”，“让学生看见树木之前先看看森林”，让学生有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和知识储备。
“南农八门课”远不止 8 门课，这是我们卓越农林人才培养的通识核心课程体系， 这一体系借鉴世界一流大学通识核心课程的精髓， 立足 “人文”“社科”“自然”，融入农业元素，形成文学艺术、历史研究、社会分析、哲学方法、科学探索、外国文化六大模块，要求学生在大学四年中，修读 6 类 8 门 10 学分课程。 这种课程设置和分布式选修，以及跨越文理的“专业反选”，就是要突破单科性局限，在通识教育广博识见的特征基础上， 帮助学生搭建一个完整全面的知识体系，让学生能有更多的角度去看世界。 在目前南农的课程体系中，通识课与专业课交织实施，四年不断线， 形成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全程结合。 同时， 将通识核心课向提供通用知识与能力的方向改革，不以知识的完整性为目标，而以拓展知识面、培养跨学科思维为重点。
从全国范围看， 新农科建设当前还有哪些 “堵点”，如何疏通？
董维春：一是发展理念的问题，这里有个思维惯性， 我们的高等农业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国际上各类排行榜上应该说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但是长期下来的是一个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很多人会做出“盲人摸象”的做法，培养人的目的或者科研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还要改造世界，我们培养的人才是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要为国家或人类服务，要兼顾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 我们在发展理念上还要进一步突破传统的“重科研轻教学”。 我们的“帽子人才”要成为人才培养工作的引领者、设计者。
二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即促进大学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 从机构属性来看，新世纪初的高等教育宏观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院校的学科综合性，但一定程度上也拉大了学校与行业的距离，在行政类属关系基础上， 要构建教育系统与行业系统的新型合作关系。 产教如何融合，如何让我们的教师、学生更多理解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如何将高校的学科、科技、人才优势为产业发展赋能。 从大学职能来看，需要有效整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克服各自的孤立状态，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系统。
“农林水利类紧缺人才”如何界定？ “紧缺人才”如何培养？
董维春：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与现行教育模式下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缺口”。
当前的社会系统需要人才能够利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面临的复杂问题，比如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等， 农业院校在文理基础和工程技术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这既影响了人才培养的知识建构，也影响了科研的深度和破解“卡脖子问题”的能力。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 粮食安全是首要任务，还要关注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与美丽乡村建设，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已有知识、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做一个新的组合。 在招生方面，除了常规的按专业招生之外，要走“大类招生”，以及特殊类型的招生（如生物育种专项）， 但这些涉及交叉的学科是需要本硕博能够贯通培养。 但是目前最为优秀的本科生，只有较少比例继续在涉农学科深造，导致高端的专业人才培养只能从头开始。 要破解这个问题，招生方面国家要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对于我们的农业教育来说，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学农爱农的兴趣。
（采访/光明日报 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