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傅焕光，现在的南农人对他很陌生，陌生到几近遗忘，他的名字在校史中也鲜有出现，但南农人不应该对他陌生！
与南农主楼遥遥相望的中山陵园风景区，环绕美龄宫如珍珠项链般的梧桐道，紫金山下的植物园，童卫路边的牛奶厂，抑或南农卫岗的校园和家属院的牌坊……这些南农人耳熟能详的地方，其实都与这位尘封的校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022年3月，为考证南农牌坊来历，我的案头堆积起了一尺多厚的民国档案，如《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总理陵园小志》《总理奉安实录》《首都计划》《国民革命军遗族女子学校五周年纪念册》等，傅焕光的名字逐渐跃然纸上。于是，网购了凌君洋写的《傅焕光传》，从《活页》上查到了傅华写的《“中国绿化之父”——回忆父亲傅焕光》，通过南京林大南军锋找来了《叶培忠年谱》，开始走近这位陌生的杰出校友。
4月12日，我来到灵谷塔后山，沿着北门外小道上行近百米，拜谒了灵谷深松里的傅焕光墓。通过河海大学联系上傅华，她曾任葛洲坝水利水电集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她从微信上给我发来大量有关傅焕光的文稿、照片和书画作品。6月26日，又收到她从宜昌寄来的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编辑的《傅焕光文集》，内有沈国舫院士作序和吴中伦院士作传。
打开快递，发现这是一个“花脸本”，书中插了很多小纸条，做了很多荧光标记和内容订正。我问她是不是把工作本错寄了给我，她说，“正因为有标记才寄给您”。我感觉我承接了一份无以言表的责任。
现代农林科学教育先驱者
我认识傅焕光先生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和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先生共同工作多年，对我国农业教育和农业科研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金善宝，1986年8月5日）
傅焕光
傅焕光，字志章，1892年2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的医学世家。1909年考取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中院，成为浏河同乡南洋公学监督（校长）唐文治的得意门生，1915年南洋公学林业专科毕业后考取菲律宾大学农学院森林技术管理科，1917年毕业后继续研习植物一年，并成为刚成立的中华农学会第一批会员。此时的傅焕光踌躇满志，原可赴美深造，但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
1918年，傅焕光回国，经南洋公学校友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推荐，成为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1912年成立，前身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教员。第一农校校长过探先和林科主任陈嵘，两位现代农林教育先行者，成为傅焕光工作伊始的良师益友。
过探先 
邹秉文
在过探先和陈嵘努力下，1916年诞生了江苏省教育团公有林，筹建了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总场位于朝阳门（中山门）外的四方城。在金陵大学农科创始人裴义理（J. Bailie）和林学家凌道扬、韩安倡议下，1916年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同年清明，张謇等人在四方城植下了标志着植树节的第一棵树。过探先希望年轻的傅焕光能够走出校园，挑起造林场的担子。1919年，傅焕光担任第一造林场乌龙山分场场长，每天骑着毛驴往来于崎岖的山路，十分艰苦。几年后，林场可出苗500万株以上，新造林地1500亩，焕发了勃勃生机。
1922年，傅焕光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秘书，兼《农学》杂志编辑主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成立于1921年，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主任邹秉文续任农科主任，1923年过探先担任农科副主任，两位都是中国科学社（1914年创立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始人。邹秉文、过探先和傅焕光三位现代农林学者，成为国立东南大学农科的“三驾马车”。随着大批海归学者和中国科学社成员的集聚，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在中国现代农业科学教育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金善宝院士1986年曾写道：“傅焕光先生对我国农业情况很熟悉，而且善于写作。邹秉文先生担任东南大学农科主任时，关于农业方面不少文章，是傅焕光先生执笔的。1948年，我在江南大学农学院兼课，讲我国农业概况时，还采用傅老写的一篇文章。”
傅焕光翻译的《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白德斐作）
1921年秋，英美各教会组织中国教育调查团来中国考察，团长白德斐（K. L. Butterfield）是美国麻省农科大学农业经济学家和农业教育家。1922年初，白德斐向民国教育部提交了《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英文）。在教育部代部长黄炎培支持下，傅焕光将这份报告译成中文，经邹秉文和过探先校阅后，由教育部刊行。该报告肯定了数千年来中国农业的成就，并指出了近二百年落后的原因。中国如果想适应新时代需求以生存于世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应用科学以改良农业。农科大学为农业教育最重要者，希望每省设一所，其最大事业有四：研究；造就领袖人才及专家；实行推广事业或成人的补习教育；襄助改良中国农业，及农村生活之组织。这与此前邹秉文提出的“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不谋而合。
在担任农科秘书期间，傅焕光着手筹办《农学》杂志，并于1923年5月正式创刊，每年出版8期，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农业科学杂志。根据白德斐“改良农业必须有农业讨论会”建议，1922年7月4日，中华农学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全国农业讨论会及农业展览会，由黄炎培担任会议主持人。傅焕光参与了讨论会的筹备，并在《农业丛刊》（1922年4期）发表了《第一届全国农业讨论会纪实》，成为珍贵的农史文献。
1924年7月，傅焕光受“植树将军”冯玉祥之邀，担任绥远省（内蒙古中南部）实业厅农科科长，曾一度代理韩安实业厅长之职，为改良绥远农林业辛勤工作了两年半时间，直至冯玉祥战败下野。此时，恰逢东南大学来电催促南归，壮志未酬的傅焕光怀揣浸透着自己心血的《绥远图志》一书，告别了北国沙尘。
1927年1月，傅焕光回到曾任教过的江苏省第一农校担任校长。此时，过探先和陈嵘已前往金陵大学，分别担任农林科科长和森林系主任。担任校长不久，傅焕光撰写了《改进江苏省第一农校之建议》，发表于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刊物《教育与职业》，提出了办理中等农校的十大原则，编者按云“此篇虽为一校而作，中间很多原则可为一般参考者”。3月，他又撰写了《江苏省新农业建设计划大纲草案》，对江苏“三农”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提出每年春季特定日设立植树节的建议。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大学区制”，江苏境内专科以上九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第一农校与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农学院，结束了15年的独立办学历史，傅焕光也成为第一农校的最后一任校长。
1927年7月，傅焕光担任位于紫金山的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场长，在这个他曾担任分场场长的故地，开启了他为期十年的高光时代和与中山陵园的不解之缘。
中山陵园风景区主创人
当时余任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场长，被邀请为陵园主任技师，规划布置陵园建设事宜，工作十余年（1928-1937，1949-1950），得章宁五、叶培忠、吴敬立、王太一诸先生的协助，布置了陵园，绿化了紫金山，建立了植物园。（傅焕光，1961年1月7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早在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在紫金山（又名钟山）对左右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并对宋庆龄说：“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国民党在北京为孙中山隆重治丧后，即筹备国葬事宜，并于1925年4月4日成立葬事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4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墓地设置在紫金山中茅山南坡，计划用地2000余亩。林森等人则认为，把陵园局限于这么小的范围，显得不够开阔，难以反映孙中山宏伟抱负和革命精神。
太平天国后，紫金山森林几乎全部被破坏，仅剩灵谷寺、万福寺、紫霞洞、明孝陵等残林数处，到清末紫金山已成荒山秃岭。1911年，金陵大学裴义理成立义农会，开始在紫金山植树造林。至1927年，义农会和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在紫金山营造了大面积的马尾松。关于中山陵的圈地，曾发生很多争议，初期思路是“少圈地，尤其要少圈民地”。筹委会原打算将紫金山全部建为总理纪念园林，缩小范围后约6500余亩，包括义农会4000余亩、第一造林场1000余亩和民地1000余亩。林森曾来到第一造林场问傅焕光，中山先生陵墓如何规划为好？傅焕光认为应将紫金山全部列入陵园范围。有天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突然来到傅家，交谈了第一林场划入中山陵园问题。
中山陵园风景区五位建设者
1928年3月2日，筹委会召开第57次会议，推定林森负责接受第一造林场，决定让第一造林场场长傅焕光改任中山陵园主任技师、园林组主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并聘为陵园计划委员会委员，主管陵区绿化造林和育苗等工作。根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傅焕光自到任后，几乎列席了陵园管委会所有会议，并实际参与了陵园风景区建设决策。在林森、孙科等领导下，傅焕光等实施了陵园购地与建设计划，累计收购3万多亩，几乎将钟山南部民有土地全部划入陵园范围。中山陵园风景区实际占地45872亩，是原计划20多倍，成为举世闻名的山林人文景区（5A级）。
为迎接孙中山奉安大典（1929年6月1日），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建设计划，更改的地名与建设的工程至今仍历历在目，影响深远。1928年，将3月12日孙中山忌日定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此为中国第二次植树节），将京浦铁路长江轮渡下关码头更名为中山码头，并以此为起点，将市区沿线道路更名为中山大道（现中山北路、中山路与中山东路），将朝阳门更名为中山门，将中山门至中山陵的道路称为陵园大道（现中山门外大道与陵园路）。傅焕光将中山大道和陵园大道规划为国内第一条以法国梧桐（二球悬铃木）为行道树的迎榇大道，并向全国征集了1007株法国梧桐，每株高一丈二尺，株距二丈。如今，梧桐大道已成为南京重要景观和城市名片。
总理陵园总务处全体职员，前排左7为傅焕光
在陵园景区建设中，傅焕光发挥了主创作用，被誉为南京的“绿化之父”。在义农会和第一造林场栽种的300多万株林木基础上，中山陵园又植树造林840多万株，使紫金山林木累计超过1000万株。他根据山体地质和气候特点，分析了马尾松为主的缺陷，提出了黑松、赤松、马尾松、枫香等分布式种植新思路。他还参与创建中国园艺学会并任总务委员。1929年初，傅焕光邀请陈嵘、钱崇澍、秦仁昌等实地勘察，在明孝陵西部规划了中国第一个国立植物园（中山植物园），并由章守玉（君瑜）绘制规划图纸、叶培忠负责植物种植。叶培忠是继傅焕光后中山植物园第二任主任，并长期工作于此，1978年去世后骨灰安放于植物园铅笔柏林。1929年3月，过探先英年早逝，傅焕光等经勘察，将位于汤山的第一林场第二区山地3亩作为过探先永久墓地。1930年，傅焕光又指示在吴王孙权墓栽植各类梅花，成就了南京闻名遐迩的踏春赏梅胜地梅花山。1946年赴美学习，设法带回经改良的美国薄壳山核桃（又名碧根果，Pecan意为要用石头砸开的坚果），在石象路和中山陵园种植，后被园区工人引种到浙江。
傅焕光与中山植物园规划图绘制者章守玉
在中山陵、灵谷塔、烈士墓群、音乐台、美龄宫、流徽榭、陵园邮局、天文台、中央体育场、遗族学校等主景及配套设施建设中，我们往往记得吕彦直、杨廷宝、墨菲（Henry Murphy）、朱葆初等建筑大师的名字，但在各单体规划、景观设计与工程管理中，傅焕光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可以说，“杨廷宝建设了南京城半座城”“傅焕光建设了紫金山半座山”。至今，在灵谷塔仍留有傅焕光书写的“有志竟成”“成功”“成仁”牌匾。
国民革命军遗族女子学校校门（南农家属院牌坊）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招收北伐和辛亥革命遗孤）建设中，尽管宋美龄是校长，但傅焕光在学校选址、校舍建设、农业职教计划和学校管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今天，南农卫岗校园就是当年傅焕光负责购置的遗族学校千亩大农场，南农家属院牌坊就是当年的遗族女子学校校门，卫岗牛奶厂就是当年遗族学校的实验牧场。1937年南京沦陷前半个月，傅焕光带领遗族学校撤离南京，将几十头奶牛转运到长沙、宜昌和重庆，最后由宋美龄动用军车运抵成都华西坝，成为与中央大学农学院王酉亭类似的第二个“抗战中的动物长征”。临行前，他回望中山陵，难过地写下《别陵园》：“风雨凄凄江水寒，枫林叶落百花残。名园抛却无人管，回首崇陵不忍看。”
抗战期间，中山陵园经历了战火纷飞考验，虽因特殊原因陵墓主体得以保存完整，但其余部分则破坏甚巨。回迁南京后的傅焕光，对此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已就职于中央林业实验所而无能为力。1949年初，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南京解放近在咫尺，傅焕光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问题。当时，他有三个选择。一是蒋介石的指定，他被列入“抢救学人”计划，蒋介石许以台湾糖业公司任职，并寄送佩剑肖像，背面有“傅焕光先生留念”赠字。二是孙科的用意，行政院长孙科对时局作了最坏打算，希望与政治牵涉较少的傅焕光能留在南京，照看好他父亲长眠的中山陵。三是共产党的挽留，在傅焕光一家暂住上海西郊玫瑰别墅期间，陆续接到中共高层信函，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建设，同时他侄子傅文毅（上海交大地下党）也多次力劝其留下。
建设中的中山陵
初建完成的中山陵
1949年初，傅焕光几经思量，带着家人回到浏河老家过春节，作出了“留”的抉择。2月底，他回到南京担任总理陵园管理处处长，承担起留守中山陵重任。4月23日南京解放，24日清晨解放军进驻中山陵园，新政府继续留用他担任中山陵园管理处处长。1950年5月，傅焕光调任华东农林部林业总局副局长，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中山陵。而他再次回到中山陵园，则要到1979年平反后的归葬，从此他长眠于此，永远守望着他挚爱的这个宏伟工程。
中国水土保持事业创始者
傅焕光一向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是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创始者之一。早在1921年，他发文分析了江苏省水旱灾害的原因，提出了治理途径……1942年，被任命为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安徽工作21年，对安徽省林业和水土保持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吴中伦，1991年）
水土保持是指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水土保持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在20世纪前期属于新概念，傅焕光为水土保持进行了长期探索实践，是中国水土保持事业创始者之一。
早在1921年，他就发表了《提倡造林以弭苏省水灾》，分析了江苏水旱灾害原因，提出了治理途径。1922年，发表了《推广苏省林业之商榷》，拟定了《改良推广苏省林业计划大纲草案》，从水土保持角度率先提出了“保安林”概念。1931年，又针对江淮水灾问题呈送了《为根治水灾致国民政府函》，提出“假使山有茂林，则可消容大部之雨量……造林于水源荒山可以减水灾，植树于沿河可使堤岸巩固”等防灾办法。
1938年，西迁后的傅焕光，在重庆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林科科长。1940年，改任林业司造林科科长，兼中央林业实验所简任技正、农产促进委员会森林勘察团团长。他的首要任务是治理当时极为猖獗的松毛虫灾害，并研究出“刮剥松皮”等十种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1939年8月，率团考察西南原始森林。在三年多时间里，深入崇山峻岭，足迹遍布云南四川林区，对杉木造林及与油桐兼种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调查。
农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
1941年7月，农林部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签订“西北林垦水利合作实施计划”。因原定人员未赴任，傅焕光主动请缨，于1942年3月担任农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主任。实验区于1942年8月揭牌成立，除天水外，他还在平凉、兰州设立了工作站。实验区面积130多平方公里，包括沙滩、沙堆、坡地、溪沟等各种地形，先后进行过一些颇有成效的试验，如保土植物繁殖、坡田保土蓄水、泾流、土壤渗漏、沟冲、枊篱挂淤和荒山造林等试验。他广纳贤才，带出了一支水土保持优秀团队，如叶培忠、吴中伦、吴敬立等。1945年10月，经中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首席代表邹秉文推荐，傅焕光赴加拿大魁北克参会，发表了《中国的森林状况及林业问题》报告。1946年初，经农业部推荐赴美国学习最新水土保持技术，给天水实验区寄回牧草种子，与曾经考察过天水实验区的美国水土保持总局副局长罗德民（Lower Milk）结下友谊。
抗战胜利后，调任中央林业实验所副所长兼水土保持系主任、全国水土保持专门委员会委员。时任所长韩安是傅焕光的老朋友，1949年1月韩安辞去所长职务后，傅焕光接任所长。1947年1月，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水土保持训练班，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7月，担任河南保土防砂造林工作队队长，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外籍专家共同开展黄泛区灾情调查与治理工作。
1950年5月，担任中山陵园管理处处长一年多的傅焕光，调任华东农林部林业总局副局长，局长为“佩剑将军”张克侠。傅焕光主要负责筹备华东农林部直属林场、指导山东沂水建设水土保持工程、与治淮相关的大别山区勘察等。1951年3月，他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自笑才疏未树功，隐入深山伴白云”（傅焕光诗作《自笑》），任大别山林区管理处副处长，成了一位新安徽人，并先后担任安徽省林业局副科长、造林处副处长、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林业厅林业科学研究室主任、林业科学研究所（位于黄山）副所长等职。在安徽金寨首次发现大片栓皮栎资源，建议开发利用改变依赖进口的状况，成为新中国栓皮栎研究的开拓者。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58年任九三学社合肥分社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提交《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提高农林牧的生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提案。
傅焕光包菊仙夫妇与三个女儿在中山陵音乐台合影，右上为傅华
1972年11月10日，傅焕光在黄山逝世。改革开放后，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关心下，1979年1月20日，安徽省在合肥举行隆重追悼会，马长炎副省长致悼词。南京市和中山陵园鉴于傅焕光对中山陵园的重大贡献，特批傅焕光和夫人包菊仙合葬于中山陵园灵谷塔后山，墓碑由著名书法家萧娴题写。
傅焕光有过两次婚姻，育有五女，过继侄傅承晖为嗣子。原配夫人钱慧中病逝于1935年，生育傅文采（9岁早夭）和傅令仪二女。傅令仪是南农校友，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曾在张家口农科所从事马铃薯研究，曾获河北省科技一等奖和国家科技三等奖，丈夫黄建中在葡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就。1937年，傅焕光与金陵女子神学院音乐教师包菊仙结婚，生育傅渝（生于重庆）、傅华（生于重庆华安寺）和傅甘（生于甘肃天水）三女。
2020年7月15日，爱体育登录入口第六届教代会审议通过了“将江苏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纳入校史沿革图”议题，促进了作为南农办学起源之一的第一农校史料收集整理工作。2022年，爱体育登录入口迎来120周年校庆，傅焕光正式纳入新版校史《爱体育登录入口人物志》，照片和简介正式列入校史馆馆藏。这也是我们校史研究工作者，对这位杰出校友的一种告慰！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傅雷译本）初版序中写道：“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穿越傅焕光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跌宕起伏的八十年岁月，我们仿佛走近了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事业、忠于家庭的明亮心灵。
（本文史料主要参考了《傅焕光传》《傅焕光文集》《“中国绿化之父”——回忆父亲傅焕光》等文献，谨此致谢！）